如何加快建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？怎樣切實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？這類話題又一次成為“兩會”會場里的關注焦點。代表委員們提出，推行工資集體協商，建立最低工資與物價聯動機制，規(guī)范大中型國有企業(yè)高級管理人員薪酬，讓收入分配“陽光”普照每個角落，不僅能讓市民共享發(fā)展成果，也是社會進步的動力所在。
 
　　改變資方“一言堂”

　　勞資雙方坐在一桌，商量工資標準、工資調整、福利待遇等問題。目前，本市正在推進這樣的工資集體協商機制。

　　“建議盡快制定《上海市工資集體協商條例》，為勞資雙方的平等協商提供堅實的法律保障?！眹缾劭拼碚f，現行《勞動法》、《工會法》、《勞動合同法》已明確規(guī)定應建立工資集體協商機制，但這些法律表述都較為原則，可操作性不足，建議出臺地方性條例，比如非公有制小企業(yè)工資集體協商機制如何建立，區(qū)域性、行業(yè)性工資集體協商機制如何認定法律地位，協商內容、程序、政府有關部門的職責如何界定，工資談判員的勞動權益如何保障等，加以詳細規(guī)范。

　　一些人大代表曾在餐飲行業(yè)調研發(fā)現，該行業(yè)一線員工平均年齡不超過25歲，其中外來務工者比例占60%以上，且很少在一個企業(yè)工作2年以上，他們缺乏工資協商能力，難以在勞資對話平臺上實現利益共贏。對此，施雷代表說，工會組織應充分發(fā)揮作用，幫助員工提升自身素質，建立維權意識，增強與資方談判的能力，從根本上改變資方“一言堂”局面。

　　方榮委員提出，我國勞動法對工資支付規(guī)則、工資支付保障都作出規(guī)定，嚴禁企業(yè)無故拖欠工資、無理克扣工資、違反最低工資標準、縮小加班加點工資基數，對于這些法律規(guī)定，建議政府部門加強行政監(jiān)察。

　　最低工資要與物價聯動

　　去年，低收入群體普遍有這樣的體會：最低工資標準上調至1120元，標準雖然提高了，但依然無法抵御物價上漲帶來的壓力。

　　對此，鄭惠強代表提出，應建立和完善社會救助和保障標準與物價上漲相掛鉤的聯動機制，適時調整最低工資標準、城鄉(xiāng)最低生活保障標準、失業(yè)保險金標準等，并建立物價預警機制，避免調整“滯后性”影響低收入群體生活質量。

　　“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，應更加注重補上‘短板’?！痹诓艿涝拼砜磥?，只有穩(wěn)步提高弱勢群體收入，補上這塊“短板”，才能加快調整收入分配的步伐。他建議，政府應加強政策研究，逐步提高基本養(yǎng)老金、最低生活保障等各類社會保障標準。

　　國企高管薪酬要透明

　　國企高管薪酬問題歷來是國企改革中最為社會關注的熱點之一。

　　民進市委建議，國企高管的身份確定和選擇機制應該實行“二元管理”。對于經營性國企，應明晰高管的現代職業(yè)經理人身份，實現國企高管選擇機制“市場化”；對于少數非競爭性國企，政府主管部門不僅要保留對高管的選擇權，更應完善業(yè)績考核指標體系，強化政府主管部門對國企高管的選拔與行政晉升激勵。

　　為了防止當前國企初次收入分配差距過大，遏制國企高管薪酬的過快增長，民進市委還建議，政府主管部門應通過立法和監(jiān)管，加快推進改制后國企公司治理機制的完善，進而依托獨立的薪酬委員會，以企業(yè)內部權力制衡機制，實現國企高管薪酬增長的合理化。

　　“應建立高管薪酬披露機制。”一些代表、委員說，國企高管的薪酬標準制定后向社會公開，接受公眾輿論監(jiān)督，讓國企初次收入分配增加“透明度”。